有人讲了这样两个故事：一个人现在觉得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起劲，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

    一个人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故事的本身显得有点荒谬。但如果我们将其中的角色换成我们市场中做生意的两个商人，恐怕这个故事就显得普通而又不平常了。甚至在其他的社会场所，类似的逻辑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事实上，信任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如果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比如，我们到菜摊上买菜，你说我要两斤西红柿，往往是卖菜的小贩给你称了两斤，就倒在了你手里拿着的口袋里。如果这时候你不承认口袋里的西红柿是小贩刚刚倒进来的，小贩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证明西红柿是他刚刚倒进来的，但一般的说，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小贩会不假思索的建西红柿倒进去，而你也不会赖帐。这时因为他对你有着基本的信任。然后小贩会说：两斤西红柿总共2元钱。你说没零钱，接着就把一张50元的钞票递给了小贩，然后等着他给你找零钱。下面的情节是非常重要的：小贩随手就将50元的整钞扔到了钱匣子里，然后给你找零钱。如果这个时候小贩说，你还没有给我钱呢！你有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证明躺在钱匣子里那张50元的整钞，就说你刚才给卖菜小贩的？如果有人让你说出那张钞票的编号，从而证明那张钞票是你的，你十有八九说不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事情绝少发生。为什么？因为人们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这样的故事说明，哪怕是在我们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信任这个东西都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如果离开了基本的信任，像在菜摊上买菜这样每天都要发生的日常生活活动，都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现在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出现了信任结构缺失的情况，这个社会的社会生活会变得怎样？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在社会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交易的成本会加大。比如，在我们觉得买菜的例子中，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交易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比如在交易的每个环节上都订立书面的协议，或者都要有共同承认的证人在场。但这样一来，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信任活动顺利进行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商人和商人之间，首先要把对方假设为一个骗子，否则就可能上当受骗；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凡是要购买一个大一点的东西，总要先绷紧一根弦；可别掉进陷阱里；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官方的统计数字你不敢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报道你不敢完全相信。这样，人们几乎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向本文开始故事中那端汤的手一样，多用上一倍甚至不止一倍的力气。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在《信任论》一书中，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分析过信任结构的缺失与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关系。郑也夫教授指出，在一些地方，秘密社会甚至是黑手党的泛滥，是与社会中信任结构的缺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人们不相信用常规的，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会转而求助于秘密社会甚至黑社会。而这恰恰是秘密社会乃至黑手党能够滋生的基础。深圳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犯罪团伙层出不穷，很多也带有黑社会性质，其实也是与整个社会的信任的迷失有关。黑社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说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在这里，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大量存在地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但仅仅有暴力的威胁还是不够的，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在面临被捕或生命的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够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而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因此，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近些年来深圳社会生活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是我们感到，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的。